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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破除“老规矩”:生活世界的革命

高明 · 2019-10-25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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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赵树理的众多作品,便可发现,作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农民生活世界的内在“肌理”。革命的介入一定程度上遵从了乡土社会固有的道德规范与伦理诉求,使乡村变革的政治性与日常性显影出相互交融的一面。

  编者按

  阅读赵树理的众多作品,便可发现,作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农民生活世界的内在“肌理”。革命的介入一定程度上遵从了乡土社会固有的道德规范与伦理诉求,使乡村变革的政治性与日常性显影出相互交融的一面。当然,在一些无法透过阶级斗争方式而予以解决的生活领域的“细部”,赵树理基于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在一种情理化的语境中,实现了矛盾的超越。

  本文选自高明老师新着《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变革》第二章第三节,感谢作者授权保马发布!

 

  破除“老规矩”:生活世界的革命

  文|高明

  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赵树理通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和《邪不压正》等作品,深刻触及到了乡村权力的黑暗面,并揭示出中共政权改变乡村权力的曲折过程。但不能忽视的是,赵树理的小说还触及了中国乡村的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笔者称之为“生活世界的问题”,其笔触之细腻、幽微,在解放区作家当中是极其罕见的。

  在《邪不压正》开头,关于人物出场写道:

  聚财又睡了一小会,又听见他老婆在院子里说:“安发!你早早就过来了?他妗母也来了?——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凄凄惶惶的,贵巴巴买那些做甚?——狗狗!来,大姑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里吃枣?——你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了还没有起来!金生媳妇!且领你妗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快起来吧!客人都来了!”……1

  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段描述中,把对不同亲戚的寒暄、问候、客气等都表现了出来;叙事上跳跃转化,感叹号在人物对话中大量应用,令人清晰地感受到人物对话中的语气、节奏,甚至紧张或欢快的气氛。这正是在一个充斥着嘈杂声音的世界中辨识出来的。几乎在赵树理所有的小说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杂音的存在:有的来自小说中的人,有的则明显是作者在说话。据赵树理介绍,《邪不压正》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2。但《邪不压正》和《李有才板话》不同:如果说《李有才板话》一直保持着某种斗争的紧张感,那么,《邪不压正》的情节却一直处于某种凝滞的状态。小说中革命之前的下河村,地主刘锡元强逼中农安发的女儿软英嫁给自己儿子,人人都束手无策。在说亲当天,软英和自己暗恋的小宝见面:

  软英说:“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一天……”小宝说:“不论几天吧,你说怎么样?”软英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小宝没法答应。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忽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着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擦干了没有,因为外边叫得紧,也只得往外跑3。

  正如倪文尖所言:“这个情境很像中国乡村的旧戏中的场景,也是小说中最抒情、最伤感的段落。” 4和以往革命小说中年轻人奋起反抗不同,此处揭示出了被压迫者的悲情与无奈,而丰盈的细节、细腻的感情越发让人为之伤感。类似的充满生活实感的例子,在赵树理小说中并非点缀,而是有着生活经验的支撑。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写到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5 作者对三仙姑在戏谑中略带嘲讽,周围的世界并非道德或规矩森然分明,而是充满了调笑、戏谑的味道,造成了喜剧性的效果;同时,也看到了日常生活和政治世界很难截然分开,乡村世界充满了暧昧、含混和嘈杂,其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不同人物和事件的态度。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小二黑结婚》,小说为读者提供了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遭遇的时刻。《小二黑结婚》有多个中心线索:既有小二黑结婚这一事件,也包括小二黑等对坏人的反抗和区政府对坏分子的惩罚,农村乡亲邻里间的纠葛矛盾也多有提及,这一散点式的写法使得作品呈现出一派混沌、难以分明的世界。虽然《小二黑结婚》叙事的中心点难以确定,但是,小说迥异于中国传统的世情小说之处,就是叙事中政府的介入。单从兴旺金旺对小二黑和小芹的“拿双”这一事件来看,传统或通俗小说只能通过劝导与惩诫、破坏与回复等叙事手法处理,而小二黑和小芹的遭遇即便以传统的方式解决,如遭到欺凌起而反抗等,其可能性仍值得怀疑。可以说,革命政治的介入为中国农村内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出路,这一出路不仅仅是对伦理关系的修复,或某些矛盾的暂时解决,区长不是传统社会青天大老爷的替代,也不以对坏人的惩戒为故事的终结,赵树理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农村接纳革命的历史时刻及其意义,正是这一历史实践的介入,促使中国乡村世界革命意义的生成。

  赵树理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提示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小二黑和小芹被“拿双”送到区上,在区上矛盾的中心并非惩处金旺兴旺的恶霸行为,而是区长、二诸葛和三仙姑就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问题展开的精彩对话场面。这几乎是隐喻式的展现出革命政治遭遇中国农村问题的经典场面: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那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6。

  对小二黑和小芹恋爱关系的确定,区长并不完全依据“官家规定”,而是“法”“理”并重,“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不愿意都不相干。”这样,二诸葛作为“命相不对”等说法,也就完全归于无用。在这一片段中,还值得一谈的是人物的称呼。在赵树理笔下,人物的“外号”,如二诸葛、三仙姑甚至小二黑这样的称呼,本身就富含中国农村长期积累而成的对人的评价、判断、辨识等,其特别的涵义是地方性的,其中也隐含着对人物关系的指涉。在区长那里,二诸葛是刘修德、小二黑是刘二黑、小芹是于小芹,其改变的正是对他们先前社会关系中称谓及其背后的涵义,或者说不需要按照原来的方式予以辨识,称呼变动意味着人际关系的重新界定和确立。当然,区长在这里并没有全然撕裂革命政权与乡村生活世界的联系,如“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的劝说就是可以为乡村世界所接受、认可的。倪文尖谈到:“赵树理的作品又隐约让我们感觉到其乡土社会的理解和逻辑,同‘阶级’话语之间又不完全重合。” 7在《小二黑结婚》中,以这种方式消解其中隐含的对立,即以革命的话语抹煞或说压抑了中国农村独特语境中形成的文化的含义,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得以成就,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喜剧。

  《小二黑结婚》结尾写道:

  夫妻们在自己的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8。

  蔡翔指出:“我以为,《小二黑结婚》的真正意义却在于它的‘大团圆’结局,或者说,在于小说中‘区长’的出场。当然,这一人物是政治化的,也是符号化的,这毫无问题。可是,如果离开这一政治化或符号化的人物,不仅‘大团圆’的结局不可能,小说也最多不过是现代通俗文学的乡村版,尽管它的意义仍然重大。但是,‘区长’的出现却整个地改写了这一通俗的爱情故事,而将其纳入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谱系之中。在此,革命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同时,也是情感的,而且直接进入私人生活的情感领域。革命不仅支持着贫苦农民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同时还坚决地解放了贫苦农民的爱情。”9 不难看出,此时赵树理小说中,生活世界既有相对自足的一面,又和政治世界有相互交融的一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与中国民间“小戏”的渊源。赵树理很看重民间的小戏。1954年,他提出:“在旧戏的好多剧种中,我自己的分类办法是分为大戏、小戏两类,大戏属于古典的,小戏属于民间的。”10 这类民间小戏在中国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丰富多样的剧种,并具备独具特色的民间气息和风格。据钟敬文的说法,其思想内容主要为:(1)反映平凡而有趣的日常生活趣事;(2)歌颂自由爱情,反抗封建礼教;(3)反映阶级对抗,鞭笞压迫者、剥削者。其艺术风格则是:(1)善于用各种喜剧形式表现生活(小戏喜剧分为四类:抒情喜剧;谐趣喜剧;讽喻喜剧;讽刺喜剧);(2)常从生活的横剖面或单侧面入笔,反映整个社会现象;(3)人物性格各具典型,有些心理描写细致入微;(4)使用乡音土语,淳朴亲切。.11关于小戏与乡村的关系以及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孙晓忠是比较早的发现者,他的讨论更侧重于形式层面12。笔者将着重讨论民间传统及其文艺对赵树理写作笔调和情感取向的影响,即对事物的谐趣、讽喻、讽刺等民间的基调和态度,其中不无沿袭的成分。

  在《小二黑结婚》中,虽然赵树理将这一日常生活的和谐场景作为叙事的终点:一方面,这样场景提供的是和政治世界相参差的生活世界面相,透露出生活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赵树理是异常清醒的,一旦生活世界出现某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政治就不得不介入。罗岗指出的:“那些看似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大道理’。赵树理可以透过‘小事情’来写‘大道理’,这是他的本事。‘大道理’变成了‘小事情’,但只要仔细去体会‘小事情’的写法,就会发现赵树理原来是在讲一个‘大道理’。”13 这个大道理要想获得合法地位,让群众完全接受,就要落实在小事当中。

  1950年,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由于发表了小说《金锁》,遭到了批评,赵树理辩护道:

  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这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农民一切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事实上破了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遍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磕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办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14。

  随后,赵树理着重谈了自己创作类似题材作品的现实针对性:“我所担心的问题是做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为羞。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15 有意味的是,在中共的文艺批评当中,对《福贵》是另外一种解读。1948年,默涵在文章中将福贵和阿Q作了比较,他指出:“阿Q和福贵,都是在封建势力的鞭挞下,带着满身血斑的人。从他们身上,正反映了封建地主在黑暗农村中是怎样专横跋扈,和怎样像蚂蟥似的吸尽了农民的血汗。他们的遭遇是很相似的:阿Q为了曾自认是赵太爷的本家,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福贵也不幸地姓了王,和地主老爷王老万是本家,竟险些遭了活埋,因为福贵在外边做了吹鼓手,败坏了王家的门第——‘咱们王家户下的人还那有脸见人呀!……’”默涵接着说:“三十年后,到了福贵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中国人民长期被奴役的历史,已达到一个转折点,封建势力以及它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根基动摇,而且快要彻底颠覆了。……这几万万农民之一的福贵,自然不是阿Q了,他已经知道革命是什么,已经不是宿命地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杀头的’,而是明确地认识这旧社会的‘忘八制度’,不应该再存在下去,他要争回他的人的地位,要王老万说说他究竟是忘八,还是人。” 16无疑,默涵的解读带着深刻的阶级解放的视角,其着眼点是福贵在封建宗法结构中争回了人的地位。

  毫无疑问,造成福贵悲惨命运的是残酷的宗族制度。按照陈旭麓的说法:“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17但是,大量的社会史材料和文学作品显示出,“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还残酷。”18 在小说中,福贵“因为他当了吹鼓手,他的老家长王老万要活埋他,他就偷跑了”。19因为肚子饿偷东西,结果福贵押地的活契变为了死契,最后:“老万和本家一商量,要教训这个败家子。晚上王家户下来了二十多个人,把福贵绑在门外的槐树上,老万发命令:‘打’!水蘸麻绳打了福贵满身红龙。福贵像杀猪一样干叫喊,银花跪在老万面前死祷告。” 20在中国家族史上,这是触目惊心、不容回避的一页。

  福贵确实和阿Q的遭遇相似,作为弱者,两者在文学上存在着延续,张旭东指出,作为中国现代的着名寓言,阿Q具有两个方面的特质:其一,“‘精神胜利法’的喜剧性在于,这个修补完整的语言只是阿Q的‘私人语言’,没有跟他人的可交流性;”其二,“阿Q的‘自尊’和‘要强’,包含着强烈的肯定上下等级秩序的冲动。”21 但两者已经产生了根本的区别,福贵和阿Q的不同在于,福贵已经可以发声,面对王老万不再是把“私人语言”停留在内心的状态,而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贝尔登在华北采访,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账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正是这一类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当着村里的穷哥们和财主老爷们,站起来说话了。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 22在这一背景中,我们更能理解福贵要求“表诉表诉,出出这一肚子忘八气”的意义。小说写道:

  福贵道:“老家长!我不是说气话!我不要你包赔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说我自己说:我从小不能算坏孩子!一直长到二十八岁,没有干过一点胡事!”许多老人都说:“对!实话!”福贵接着说:“……我赌博是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二十九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我这次回来,原是来搬我的孩子老婆,本没有心事来和你算账,可是回来以后,看见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们,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这个忘八气,总是不敢跟我说句话。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这个坏蛋名字,还不知道要流传到几时,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23

  这一对话的仪式可以看出,福贵得到了民间情理和革命政权的共同支持。不过,赵树理关注的重心是,即便经历了土改等重大的政治革命,一些习惯、风俗及伦理等层面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触及或改变。就此而言,赵树理小说中关于乡村日常生活、风俗伦理等透露出来的“问题性”,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治固然有力地支持了乡村世界的伦理,进而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依据,但日常生活仍有其较大的独立空间,有些问题很难通过政治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这是赵树理小说关注的重点。《孟祥英翻身》写道,女性“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而在婆媳矛盾中,新政权给了媳妇很大的支持:“这家媳妇挨了婆婆的打,告诉孟祥英,那家媳妇受了丈夫的气,告诉孟祥英。她们告诉孟祥英,孟祥英告诉工作员,开会、批评、斗争。” 24孟祥英之所以能翻身,因为她是生产渡荒能手,而且担任了村干部、参加了识字组,正是通过社会革命,旧家庭受压迫妇女获得了解放。赵树理说:“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想写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 25有意思的是,“英雄”孟祥英面对的是旧家庭“老规矩”的折磨、虐待,按照“老规矩”,“媳妇出门,要是婆婆的命令,总得按期限回来,要是自己的请求,请得准请不准只能由婆婆决定,就是准出去,也得叫媳妇看几次脸色;要是回来得迟了,可以打、可以骂,可以不给饭吃”26。小说写孟祥英受了虐待:

  不过孟祥英也不是绝对没有个哭处:姐姐跟自己是紧邻,见了姐姐可以哭;邻家有个小媳妇叫常贞,跟自己一样挨她婆婆的打骂,见了常贞可以互相对哭;此外,家里造纸,晒纸时候独自一个人站在纸墙下,可以一边贴纸一边哭。在纸墙下哭得最多,常把个布衫襟擦得湿湿的27。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里做活,回来天黑了,婆婆不让她吃饭,丈夫不让回家。院门关了,婆婆的屋门关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门也关了,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邻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外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敢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的湿湿的。28

  此处描写的细腻、深入,揭示了日常生活存在的问题;这显然无法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予以解决。只是,这些问题在解放区的解决并非让妇女离婚、脱离家庭等,而是试图通过社会革命来逐步改善的。

  同一主题延续到1949年的小说《传家宝》当中。小说主人公金桂是劳动英雄,矛盾仍是在和婆婆李成娘之间展开。小说写道:“李成娘对金桂的意见差不多见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不说好像不够个婆婆派头,说得她太多了还好顶一两句,反正总觉得不能算个好媳妇。”29 小说中最为有趣的是赵树理对李成娘床头的箱子——传家宝——的描写:“她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这箱子里放的东西也很丰富,不过样数很简单——除了那个针线筐以外,就只有些破布……里边除了针、线、尺、剪、顶针、钳子之类,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破布也不少,恐怕就有二三十斤,都一捆一捆捆起来的。这东西,在不懂得的人看来一捆一捆都一样,不过都是些破布片,可是在李成娘看来却不那样简单——没有洗过的,按块子大小的;洗过的,按用处卷——那一捆叫补衣服、那一捆叫打禙、那一捆叫垫鞋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记号——有用布条捆的,有用红头绳捆的,有用各种颜色线捆的,跟机关里的卷宗上编得有号码一样。”30 这段细致入微的描述,把农村老太太的习性、心态等表现无遗,而这也成了“老规矩”与新的社会生活矛盾的爆发点:“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宝贝往下传,媳妇觉得那里边没大出息,接受下来也过不成日子,因此两人从此意见不合,谁也说不服谁。” 31

  在中国现代思想家那里,也注意到了社会革命改变了家庭的形态。冯友兰指出:“所谓产业革命,即以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替代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以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替代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产业革命,亦称工业革命。”32只是,中国革命提供了更为普遍的形式,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共获得了政权,有了将理念转化为实践的条件;另一方面,确实得自制度的情理化的实践。1944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33。因而,在中共的社会革命中,年轻媳妇有了更多的参与可能,在摆脱家庭劳动的同时,也获得了逐渐平等的家庭地位。按照蔡翔的说法:“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更是政治化的过程,因此,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开始成为社会主体,而且也开始成为政治主体,成为‘新社会’的积极的支持者。”34

  问题是,生活世界的问题更为复杂,社会革命也有其限度。在《登记》中,小飞蛾和丈夫张木匠的成了夫妻后,由于被怀疑和别人相好,挨了丈夫的打。小说写道:

  自从她(小飞蛾)挨下了这一顿打之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人怕伤了心: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像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觉得家里没了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载不回家,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张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 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在手心里,贴在脸上,按在胸口,衔在口里……35

  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小飞蛾可以借助婚姻法,自主自由地摆脱不幸的婚姻,可是,赵树理明白,这在当时的乡村几乎无法做到。在对小飞蛾这一婚姻状态不无悲情的书写中,赵树理着自己的情理观念。作为一部宣传婚姻法的作品,赵树理对年青一代燕燕和小晚的爱情,是积极赞成的。小说在对比中,透露出来的不光是婚姻法在法律层面上的成立,更主要是植根于民间的世道人情。面对生活世界的变革,赵树理的笔触柔软得多、态度也显得暧昧。譬如,《传家宝》中李成娘和儿媳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未激化,最终是通过亲人的劝解来解决问题。《登记》中作者对年青一代的艾艾、燕燕的理想的感情婚姻选择是极力支持的,作者对小飞蛾也是同情的,但她和张木匠中年一代并不如意的婚姻却持保留的态度。

  不难看出,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赵树理的笔触所向不是大悲大痛,而是在同情中蕴含着某种民间悲情戏的基调。这样的写作笔调和情感取向充盈于赵树理的小说叙事当中,对于习惯于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读者而言,赵树理的作品风格既不像沈从文文人式的纯净和抒情,也不像柳青史诗式的写法那样庄重和冷峻。借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说法,他的小说中的声调是混杂嘈闹的。然而,如孙晓忠所言,正是在充满混杂的叙事中,赵树理“将自己和自己的写作嵌入到乡村的生活世界中”36 ,进而获得了乡村世界的实感。

  当然,所谓小说的写作笔调和情感取向,不完全来自于某类文学风格的模拟,风格背后往往隐含的是作者的基本情感、观念和问题意识。这一方面使得某些生活细节和场景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由此甚至构成了重要的意义片段及独特的世界,另一方面,作者的叙事展开又是多个元素、场景、人物、事件等意义交流的过程,这一交流过程也许是和谐的,也许不无分歧,甚至充满了冲突乃至分裂。赵树理受到对生活世界观念的影响,构筑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赵树理的写作又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这持续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形态及问题意识。

  总体而言,乡村变革一直是赵树理小说的重要主题,革命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的改变,也带来了人们观念、认识的改变,因此,《李家庄的变迁》最后铁锁会说“打总说一句:这里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了!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们的了!”《邪不压正》中王聚财会感叹:“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由于赵树理的情理视角与革命政治的法理极为和谐,因而人物的塑造、叙事的节奏也透露出欢愉的意味。这一主题延续到了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当中,只是,随着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实践的展开,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彼此融合变得更加紧张,最后甚至走向分裂。

  回看这一段历史,就会看到,将赵树理确定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标兵”,除了作品的通俗性,还有其内容和中共农村革命的具体任务相契合。赵树理无疑是比较早深刻地揭示出农村压迫的少数作家之一。正是由于这一点,赵树理的小说对中国基层农村权力运行的揭示深入肌理,因此,周扬会说:“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37 相比较而言,新歌剧《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在揭示乡村问题的层面,比赵树理晚了半拍。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赵树理对乡村问题的观察、看法,不完全来自阶级斗争观念的驱使,其很大程度上来自个人的生活经验。董之林指出:“由表现家长里短而编织出密密麻麻的细节,不仅冲淡了作品的主题色彩,而且也冲淡了宏大叙事、主题先行带给作品的紧张。这种写法为日常生活带来一种散淡的韵致,并由散淡生出诙谐与幽默,消解了大叙事的庄重和典雅。小说家对生活和人物持平等关切的视角,让人感到一种特有的亲切和体贴。” 38洪子诚注意到这一问题,即:“他对劳动人民受到的毒害是正视的,也是关切的,对毒害至深而造成的畸形性格和扭曲灵魂的责备和批判,有时是严厉的。然而,这种‘严厉’,并不是到顶。他留有余地,有所期待,甚至可以说常常流露出一种善意的谅解和温情。作家当然对他们有揭发、有责备,但更多的是让他们在生活中获取教训,或者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这既表现对这些人物的嘲弄,也表现了批评的分寸。”39

  和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相比,赵树理思考问题的角度显然是“自下而上”的,这一略显暧昧而犹疑的问题意识和创作姿态,使得赵树理在某些重要时刻,和中共农村革命的步调不那么一致。这是《邪不压正》发表之后,赵树理遭到激烈批评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的文学努力呈现出两个面相:一方面,他试图寻找乡村世界和革命政治的契合点,《三里湾》集中表达了作家关于农村生产、生活世界的想象;另一方面,作家构建的乡村世界的革新与激进化的政治实践却渐行渐远,乃至最后陷于无法调和的矛盾当中。就此而言,赵树理建国之后一再被卷入文学论争的中心,甚至被卷入政治风波当中,绝非偶然。

  注释

  1.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81页。

  2.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70页。

  3.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89-290页。

  4.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5.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214页。

  6.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229-230页。

  7. 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8.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235页。

  9.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148页。

  10.赵树理:《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59页。

  11. 有关民间小戏更为全面精彩的论述,参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398页。

  12.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13. 罗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14.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434页。

  15. 赵树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3页。

  16. 默涵:《从阿Q到福贵》,原载《小说》1948年第5期,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80页。

  1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9. 赵树理:《福贵》,《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147页。

  20.赵树理:《福贵》,《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160页。

  21.张旭东:《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

  22.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93页。

  23. 赵树理:《福贵》,《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163-164页

  24.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384页。

  25.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375页。

  26.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388页。

  27.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377页。

  28.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二卷,第381页。

  29. 赵树理:《传家宝》,《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33页。

  30. 赵树理:《传家宝》,《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34页。

  31. 赵树理:《传家宝》,《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35页。

  32.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34页。

  33.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34.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80页。

  35. 赵树理:《登记》,《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7-8页。

  36. 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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