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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

黄海 舒隽 · 2019-10-26 ·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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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对原始文献的考察,以及对毛泽东话语风格、方法论思想与抗日实践的分析梳理,对这一“非毛化”思潮予以驳斥,以期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

  原文标题: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驳议

  黄海 舒隽

  

  [摘 要]回顾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但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却在悄然蔓延。本文根据对原始文献的考察,以及对毛泽东话语风格、方法论思想与抗日实践的分析梳理,对这一“非毛化”思潮予以驳斥,以期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

  [关键词]毛泽东;唯物辩证主义;抗日;非毛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才使得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 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但近些年来,一些“非毛化”论者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刻意歪曲毛泽东的话语,炮制出所谓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谬论,企图抹黑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梳理官方和权威部门出版的相关资料,仔细核对毛泽东相关话语的原始出处,并结合其一贯的语言风格、哲学逻辑与抗日实践作考辨,有必要对上述错误论调予以驳斥,以正视听。

  一、毛泽东从未说过“感谢日本侵略”的话语,其对日本来访客人的“感谢”之语语意特定而明确

  1.毛泽东与日本来访客人有关的“感谢类”的话语,是“感谢”来访和交往之意,但“感谢日本侵略”不是他的原话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除了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查找到毛泽东在几次接待日本外宾的谈话时确实说过与日本有关的“感谢”类的话语之外,并未查找到任何“感谢日本侵略”的话语。1955 年 10 月 15 日,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同他们会谈时说道:“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2](P219-220)这个“感谢”表达的是对日本来访人员到来的感谢。1960 年 6 月 21 日,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在谈话中,毛泽东就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明确说道:“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P438)  这显然是把“日本”“皇军”作为反面教员来嘲笑的。196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与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南一见面就对其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而毛泽东则回应道:““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 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 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2](P456)

  在此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区分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中的主流派与反主流派,并再次强调应区别对待,“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日本人民是我们的同盟军 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 ”[2](P456-457)

  2. 毛泽东的“感谢”之语语意明确,有特定含义,并非“感谢日本侵略”之意

  既然“感谢日本侵略”不是毛泽东的原话,那毛泽东是否说过“感谢”日本的话语呢?毛泽东确实对日本来访人员表达过“感谢”之语。1956 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他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对日本人员的“感谢”之语可以看出,其“感谢”之语绝不是“感谢日本侵略”之意,而是有着特定含义,即“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2](P535)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没有这场大规模侵略,处于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不会如此迅速地觉醒和团结起来,因此,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客观上震醒了中国人民,让中华民族齐心协力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事实上,这类“感谢”的话语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及,其中有不少将蒋介石称为“反面教员”的话语, 比如“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 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2](P253)“没有‘蒋委员长’,6 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等等。他还将杜勒斯称作“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其义类似。毛泽东所称之“教员”,指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扶蒋反共、蒋介石反共、内战等行径,使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真实面目,及早觉醒与之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言论和行径可称为反面意义上的“教员”。

  只要通读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联系话语的前后关联,即可显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毛泽东的话中无法推出其对日本侵略的赞同和欢迎、对战争的侵略本性的否认、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深重灾难的否认、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伟大斗争的否认。他“感谢”的是中国人民被激发的民族自觉、自醒、团结和反抗这一结果,而非“日本侵略行为”这一原因本身, 反映的是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即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其中的恶因日后亦有可能结出善果。而“感谢日本侵略”说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毛泽东的“感谢”之语既是其独特语言风格的鲜明体现,也蕴含着其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形成的理论、实践,积累的积极经验无不体现其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并非时时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大众的心。

  1. 毛泽东的“感谢”之语并非仅针对日本而言, 而是秉承了其一贯的语言习惯

  毛泽东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亲切平易、隐而不露、格局大气且极富幽默感。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敌人和对手的“感谢”之意,这可以说是其一贯的语言习惯。除了上述针对日本的“感谢”之语,他还曾“感谢”过蒋介石、何应钦、艾奇逊、杜勒斯、赫鲁晓夫以及美国等。这种“感谢”既体现了他鲜明的语言风格,又充分体现出其对敌人、对手举重若轻的态度。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感谢” 之词也就应该从其表达时的整体语境来准确理解。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曾“感谢”过国民党和蒋介石。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在战争中,解放军必然面临战斗减员、弹药武器消耗、后勤补给等问题。如何解决?1946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对美国着名女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说得明白:“只有蒋介石的兵才可靠    ”“归根到底,我们靠蒋介石的兵,我们损失人员,可是也俘获人员,也有跑来投奔的,我们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毛泽东在 1964 年 1 月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就戏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3](P372)因为美国将武器运输给蒋介石,他又运输给了我们。此外, 毛泽东还表示“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 发展生产,克服困难”。[4](P292-29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疯狂反对新中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此,毛泽东 1960年10月22日在同斯诺关于台湾问题及其他的谈话中,用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的经济封锁作类比,同样对美国表示“感谢”。他说:“他们(指美国)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2](P451)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主张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抑制政策。对于其反华的主张和政策,毛泽东也同样表示“感谢”,并称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此类“感谢”话语,毛泽东还说过很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感谢”话语并非仅针对日本而言,而是善于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于敌人和对手既表达真感谢之情,亦含有嘲讽、挖苦之意,对于日本的“感谢”之语无疑也打上了其明显的语言风格烙印。

  2. 毛泽东的“感谢”之语体现了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厚底蕴

  毛泽东作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其“感谢”之语体现了其“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分析与归纳,他坚持应一分为二地看,力求全面、客观而辩证;若不如此,则容易陷入片面、主观和形而上学的窠臼。

  毛泽东对于日本的“感谢”之言,正是这一分析方法的典型表现。只要将毛泽东 1960 年 6 月 21 日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所说的上述感谢话语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就会对其“感谢”之言所蕴含的哲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这段话首先认为“侵略当然不好”,是“坏”的,但又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而应一分为二地分析。但从客观上说,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加快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积极一面。

  又如,毛泽东对于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不同派别也是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别对待:“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 [2](P456)“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2]( 456-457)再如,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向农村转移。毛泽东却从不利局面中看到了内因动能被激发的可能,“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5](P132)正是由于我们党扎根农村,对农村的透彻研究、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最广大阶层人民与所处环境的深入了解,才会首先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民主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 1939 年同斯诺谈话时曾“感谢”国民党,对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他认为从另一个方面迫使中国共产党更快地发展;“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2](P451-452)促使这部分人尤其是原先不够坚定的中间力量更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1960 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斯诺会谈时,斯诺再次谈起这个问题,说道:“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毛泽东回应道:“就是这个道理。” [2](P451-452)

  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时注重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对事物进行分析时,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时,应当着重从对内因的分析入手,而不应夸大外因的推动作用。不论是对日本的“感谢”,还是对国民党以及美国等的“感谢”,毛泽东只是将其行为视为对民众觉醒或战争胜利的刺激性外因,而非决定因素,真正对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受外因刺激而形成强大动能的民族自醒这一内因。因此其逻辑的落脚点在于内因推动形成的结果。1940 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不仅未被这一政策“扼住咽喉”,反而将其视作推动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独立搞生产的契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 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2](P451)当美国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时,他同样看到了由于美国封锁这一外因的刺激,迫使我们党带领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壮大独立发展的能力。“他们(指美国)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2](P451)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积贫积弱、形同散沙的中国之所以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打败日本的疯狂侵略,根本的内因在于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 凝聚起最广大阶层的力量,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 最终取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

  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寇侵略是对“感谢日本侵略”说的最有力驳斥

  行动是最响亮的语言,是对语言最有力的注解。如果前述对毛泽东语言风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分析仍不能说服抱持“感谢日本侵略”说者,那么梳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坚决抗日方面的成功实践与理论,无疑是对“感谢日本侵略”说最有力的驳斥。

  1. 制定并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的战争指导方略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已经深入研究与分析过中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过抗战的路线与方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6](P344)全面抗战的爆发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战争局势的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党制定新的路线、方针。为阐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于当年 7 月 23 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政治主张,以及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革新政治,争取广泛外援等八条纲领。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八条纲领进行了重要补充,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一纲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7](P511)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路线。

  2. 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战略策略

  中国有志之士为获得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斗争自鸦片战争开始从未停止过,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未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御外侮。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6](P511)他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矛盾已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如果全民族不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就会亡国,沦为殖民地。值此时机,只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救亡战争才有胜利的希望。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战争局面复杂交错,各种声音主张不绝于耳。此时,毛泽东再度掷地有声地喊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8](P144)的三大口号, 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阵地,限制了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些消极和错误的政策。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势,强调中国最终一定会赢得战争胜利,但必须依靠数量最广大的人民,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使得战争情势和敌我双方力量强弱对比发生了巨大转变,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注入了极大的定力和信心

  3.根据客观实际制定了持久战战略

  抗日战争的本身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毛泽东认为抗日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觉醒的人民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在 1938 年 5 月写就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长期的,反驳了一部分人的“速胜论”。他指出抗日战争的发展到胜利, 必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6](P462)最终,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证实了毛泽东所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其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批驳了“速胜论”的主张,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人民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毛泽东根据中国地大国弱的国情,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战争持久等,在 1938 年 5 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6](P405) 为此,毛泽东制定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 内线中的外线”,[6](P484)“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6](P763)“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9](P1248)等正确的战略战术。至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 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6](P405)在这些战略战术的指导下,大量日军被歼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军的军事战略被迫由进攻转变为防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13]对于化整为零、集全国人民之力实现弱国战胜强国,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着重大的战略与实践意义。

  4.提出并创建敌后战场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伊始,毛泽东由于对中日力量对比与战争走势的深入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且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因此不能只在正面战争迎敌, 应当转变思路,谋划新的战略布局,那就是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挺进,“敌进我进”,“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敌后开辟广阔的战场,将敌人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这一战略既分散了敌人的军事打击力,又为我方的人员、军事、物资补给提供了战略基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6](P418)只有建立敌后根据地,抗日战争才能得到后方军民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 才有打好持久战的可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一共建立了 18 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得抗日战争呈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并存,对日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的战略新格局。特别是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更突显出这一战略新布局的巨大作用,日军最多时不得不将近 3/4 的在华兵力及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逐渐使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毛泽东“落此一子”即盘活了整个抗战的“大棋局”。

  四、别有用心断章取义式曲解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和矛盾论思想炮制的“感谢日本侵略” 说,是“非毛化”的政治表现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一些别有用心的“非毛”论者罔顾历史事实,利用社会大众的猎奇心理,从政治能力、个人生活、道德品质等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歪曲与攻击,意图在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中掀起丑化、抹黑、诋毁、否定毛泽东的社会思潮。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不少此类谬妄言论通过自媒体等新型媒体隐秘而广泛地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较广,学术界对其也议论颇多。事实上,这一说法同样是“非毛化”的典型表现。“非毛”派 某些人别有用心炮制的“感谢日本侵略”说,其实质是断章取义、刻意曲解,通过非议抹黑毛泽东、迷惑 大众、扰乱人心,以此达到割裂党的历史、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的目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澄清和辨析。断章取义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主观论断者最常使用的办法。断章取义的方法常用于历史文本的分析之中,它并不是杜撰不曾发生的史实或是不曾说过的话语,而是在选取史实和话语作为例证时,基于主观倾向截取部分片段或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对史实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呈现出一种“客观真实”的历史研究假象,以此给不明真相的大众强烈的暗示性与引导性,这也是“非毛”论者最常采用的办法,因为其简单有效而且披着“科学客观”的外衣。就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这一说法而言,一些非毛论者通过将一段话掐头去尾、重新拼接,极力想表述,“毛泽东对于日本侵略不仅不痛恨,反而是十分欣喜、乐见其为的”。如果按照他们断章取义的描述,那么毛泽东不仅不能称其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甚至连有血性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不如,其目的就是给毛泽东贴上出卖民族大义的恶毒阴险的标签。不过事实却与之相去甚远。我们结合毛泽东的语言习惯和其方法论来看,却可以发现毛泽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并非“感谢”和“欢迎”。“感谢日本侵略”说不仅与毛泽东话语的本意完全相悖,而且这种解读本身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事实上,毛泽东领导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所“感谢”的并非日本侵略,而是这场战争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如前所述,这一认识与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其方法论思想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将历史事实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还原与理解何其重要,若基于主观故意掐头去尾,有意择取或遮蔽相关事实,并以此得出结论无疑会谬以千里。断章取义、虚构编造这种手法从本质上来看并不高明,只要翻阅相关文献,通读毛泽东的原话,并通过理性思维进行推敲和辨伪,就很容易理解这个讲话的本意,识破这类谎言。可怕的是某些人从不可告人的目的出发,炮制“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这一说法,而部分受众既不愿查找史实,也怠于进行去伪存真式的理性思考,而是简单地相信、议论这些荒谬言论并加以传播,为谎言的生存提供了舒适的土壤。这些炮制此类谬论的人并非都是未受过专业训练、不懂历史研究方法的,其中的不少人甚至受过完整的史学专业训练。他们之所以对毛泽东的研究方法失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出现了问题,在“非毛化”的错误立场下,刻意罔顾史实,用各种打着学术名义的所谓研究方法抹黑毛泽东。历史不容伪造或篡改。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客观全面地考察了中日双方的

  特点和各种因素,制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科学地预见了中日战争的前途,揭示了持久抗战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等客观规律。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等荒谬言论,警示我们,没有深入的文献文本研究,不能妄下结论,亦不能人云亦云,以免被人愚弄甚或甚至利用。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2).

  [2]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 2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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