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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与20世纪中国的国际友人

杨仪 · 2019-10-29 · 来源: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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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与中国经验”工作坊第一期

对外传播与20世纪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国际友人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移动互联网平台和图书市场上的“热点”文体,其高社会介入度的特征,也使非虚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史意义。而回溯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一类今天可以称之为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值得重新发掘和整理——这就是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等由见证、参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国际友人完成的纪实作品,包括新闻报道、社会学调查、人类学调查、纪录片等等形式。对这些国际友人个体生命轨迹及其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再发掘,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更加丰富的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代图景。以对这些国际友人及其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为初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张慧瑜发起了“非虚构写作·对外传播与国际友人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经验”的研究计划,由对此感兴趣的研究生、本科生共同参与,希望以20世纪中国经验为核心关照,以对外传播为研究视角,以非虚构作品为线索,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的国际友人的经历与叙述,从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故事入手,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365bet娱乐城_365bet体育在线滚球_365bet怎么注册关系,乃至呈现20世纪全球共运的国际脉络。2019年3月28日上午,“国际友人与中国经验”工作坊进行了第一次沙龙活动,张慧瑜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参与者有杨仪、周敏、树佳丽、田淼、马迁、白晨雨、杨佳艺、周安安、沈英子等。这个研究计划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20世纪中国经验、非虚构写作和对外传播。

一、20世纪中国经验

  战争,革命,高密度的文化批判与社会运动——现代中国的蜕变发生并主要完成于短促的20世纪。而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大量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和各项社会建设。如新闻记者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医生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农机专家韩丁、寒春、阳早,电信专家林迈可,以及从事摄影、电影等影像工作的艺术家伊文思、布列松和安东尼奥尼等等。他们亲历并记录了20世纪巨变中的中国,他们既是见证历史的在场者,也为我们今天回溯历史提供了一种外部的视角。

  借助他们的目光,我们得以重返一种“历史”的现场,对20世纪中国经验进行再反思。在“告别革命”的今天,重返20世纪中国经验有着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古典学、传统文化复兴,使得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变得非常暧昧,经常被有意、无意地跳过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无须突显一种现代焦虑感,反而需要追溯一个传统中国和悠久历史来作为现代中国的源头;而另一方面,在这一后革命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当代性却消失了,现当代中国研究在迅速地古典化,甚至革命本身也可被解释为传统的复活。而通过国际友人的视野重新回溯历史,便是希望找到一种进入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方式,重新获得一种现代感和当代感。

  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参与,恐怕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广泛和深刻。例如,撰写《朱德传记》的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曾参与了灭鼠、节制生育等爱国卫生运动,农机专家韩丁作为下乡干部参与了山西农村土地革命的具体过程,撰写了《翻身》、《深翻》,电信专家林迈可担任了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技术顾问,并培养了大量通讯人才。今天我们对这些国际友人的经验与叙述的再发掘,正是希望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这些文本,从个体的生命故事,看到更为鲜活、立体的20世纪历史和社会实践,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

  除了提供给我们重返20世纪中国的切入点,国际友人的经验和叙述也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365bet娱乐城_365bet体育在线滚球_365bet怎么注册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图景。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左翼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我们审视与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二、对外传播的视角

  国际友人记录与叙述的20世纪中国,可以被看作一类特殊的“中国故事”,从而在中国的对外传播历史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即以国家为单位研究对外宣传的政策和战略。近年来,中国对外宣传也提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的主张,从而获得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而从现代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国际友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属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范围,而且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对外宣传。如斯诺的《西行漫记》、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所写的延安报道等,成为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治理下的根据地秩序的重要方式,也为中共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援。

  因此,除了研究这些国际友人的非虚构文本本身以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研究这些文本的生产机制也十分重要。这些国际友人如何被动员来到中国,如何到达根据地,通过何种途径进行组织化,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实践,如何进行报道,报道的作品通过何种渠道出版和流通,在国内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是重要的研究问题。这些“中国故事”文本背后的人际网络、传播网络、权力网络甚至是资金网络,都是考察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机制的关键,而目前鲜有研究触及。

  这些中国对外交流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则更为我们透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脉络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对这些关键节点的重新发掘和整理,对我们理解20世纪国际共运的动员与传播机制尤其重要。如联结了诸多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英国援华会,便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组织网络,在国际援华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资金筹集平台,英国援华会筹集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白求恩所在的国际和平医院;其主要的出版刊物《中国报道》,刊登了有关白求恩、斯诺、史沫特莱等的文章;援华会成立的左翼读书会,首先出版了斯诺的名着《西行漫记》;作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援华会,与英国政府、蒋介石政府、延安政府保持着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对于援华会在历史叙述中的“被遗忘”,援华会创始人阿瑟·克莱格在《英国援华实录(Aid China)》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冷战之后,诋毁30年代成为一种时髦。”

  可见,20世纪终结之后,在中外的研究语境中,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动员、如何组织、如何协作、如何对战争和各国政府产生影响等等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冷落或忽略了,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因此,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去重新探究20世纪复杂的国际关系与政治图景,不仅是重新梳理这段历史的机会,也为传播学介入历史重大问题的探索开拓了更广阔的思路。

三、非虚构写作的维度

  通过对这些国际友人的经验与作品的梳理,研究小组希望以人物为线索,以非虚构式人物特稿写作的形式呈现这些特殊的“中国故事”。因此有必要对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的概念,以及它在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作用进行梳理。

  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非虚构写作来自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对Non-fiction的直译,主要指深度调查和深度报道,又被称为新新闻主义。代表作有美国记者杜鲁门·卡波特 的《冷血》(1966年)和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等,这些作品把新闻事件放在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来展开,是一种文学性、新闻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文体,是一种具有高社会参与度与介入度的文学写作。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二手时间》等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非虚构写作被主流文学所认可。

  2010年前后,在移动互联网的传播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开始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可以分为两个脉络,一是偏文学的非虚构作品。2010年《人民文学》从第2期开始设立“非虚构”专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2016),家政工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2017)等作品也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爆款”。这些作品是非职业、非专业作家完成的纪实作品,采用“平民”视角,反映主流文学叙事中不可见的群体、地域和记忆,带有一种民主性的群众文艺的面向。这一类文学性“非虚构”写作可以追溯至“报告文学”这一体裁,报告文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引入中国的文体,有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带有十足的左翼色彩。

  第二种脉络便是媒体人、新闻记者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非虚构文本,在今天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进行内容生产的主流文体。90年代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催生了特稿写作和深度报道写作这类新的新闻形态,也培养了大量职业调查记者,他们的深度报道可以看成今天自媒体非虚构写作的前身。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许多媒体机构和调查记者将特稿写作阵地转移到了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上,如《中国青年报》旗下的深度报道平台“冰点周刊”,《新京报》的“剥洋葱people”等。同时,由于大部分自媒体没有新闻采编权,非虚构成为新闻写作、社会热点报道的一种变体,挖掘轰动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背后的故事,是很多自媒体提升流量的重要手段。如界面、正午故事、腾讯谷雨、网易人间、真实故事计划、故事硬核等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非虚构平台。当然,在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商业逻辑之下,非虚构写作也成为咪蒙等一些自媒体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成为制造猎奇话题、进行软文写作的方式。

  在中国的语境下,广义上而言的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创作介入宏大的历史与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它与文学、新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直接关系,可以借助新闻采访、口述史、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的方法来完成非虚构写作。因此,研究小组希望以非虚构写作为一种方法和体裁,用平民视角、纪实精神来理解、感知巨变中的中国与世界,并进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的非虚构主题写作。

四、国际友人的经验与叙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20世纪中国的国际友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新闻记者,他们在根据地调查,对外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延安、根据地、解放区的报道,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记者以外,这些国际友人还亲身参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如史沫特莱参与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外语工作,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等卫生运动。这类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亲身参与鲜少有研究者挖掘和整理。而早在这批着名的新闻记者之前,捷克作家埃尔文·基希在1932年来到中国,并写作了《秘密的中国》一书,被认为创造了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类型,由此可见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的写作形式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关系。这类外国记者、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相互间的人际网络、信息网络如何组织和维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目前鲜有人研究,这也正是有待研究小组深入探索的问题。

  第二类是科技、技术专家,如写了《翻身》、《深翻》的韩丁,以及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他们以农机专家的身份参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中。还比如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他们写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兴隆场(1940-1941)》等观察中国农村的人类学调查作品。建国后,他们留在中国,并成为了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始人和重要参与者。英国电讯专家林迈可曾为中共传递地下情报,后担任了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技术顾问,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并培养了大量通讯人才。与林迈可同船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故事家喻户晓,而柯棣华、马海德等国际医生以及更为庞大的援华国际医生群体则并不为人所知。挖掘这些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与革命实践,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诞生、发展和建设与国际援华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第三类是从事摄影、电影等影像工作的艺术家。如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等纪录片,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40年代末期来到中国,后出版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摄了极具争议的《中国》。这些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多次到中国拍摄作品,他们的关于中国的影像也在当时和事后引起了极大争论。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中国故事”和故事中所记录的时代,同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20世纪国际友人的非虚构作品,目前已出版的三套丛书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一是“亲历中国”系列,收入了如泰戈尔、杜威、罗素、萨特、波伏娃等访问过中国的着名知识分子的作品;二是“国际名人看中国”,共出版了19本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等国际友人写的关于中国的着作;三是“外国记者眼中的抗日战争”系列,是国际记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这些文本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基础。

  当然,还有许多曾经在中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际友人和组织,被历史有意无意遗忘或忽略,对他们的重新发现和梳理将是研究小组的主要工作。但同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避免用怀旧的、崇敬的心态将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浪漫化,而应该更重视这些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与20世纪政治、社会的关系,20世纪国际对中国的想象和中国对国际的想象,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的作用机制,以及这些革命实践中政治理念与社会经验、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正如前文所指出,借由国际友人重建我们与20世纪的对话关系,其落脚点仍在于更全面、公正地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在对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厘清的基础上,关于进一步的研究计划,研究小组有三种思路。首先是对20世纪中国重要的国际友人和组织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挖掘和整理,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国际友人的数据库。为每个国际友人整理一个详细的编年档案,将他们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做了哪些工作、具体写了哪些着作等信息系统清晰地梳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梳理20世纪国际共运的脉络。

  第二是运用非虚构写作的方法和体裁,通过文献研究和对当事人及其后人访谈等途径,进行关于国际友人的非虚构写作,透过国际友人的故事,来展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关于白求恩的非虚构文学《不远万里》便是可以借鉴的范例,这类非虚构写作作品的传播,也能帮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些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此外,对这些国际友人尚未受到关注的作品、传记等文本的翻译工作也在研究小组的计划之中。

  第三是尝试围绕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实践,从国际传播、国际主义、第三世界等角度进行学术性研究,更深入地探究中国革命与国际左翼运动的动员、组织、传播机制。这类研究的尝试通过将这些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纳入传播学研究框架之下,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传播学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希望这些探索和尝试能帮助我们进入这些人物的生命经历及其背后更宏大的历史,从而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参加沙龙的同学也分别谈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杨仪想做二战后期英国的援华协会和负责人克里普斯夫人,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中报道了克里普斯夫人访问延安的消息;白晨雨想翻译寒春和阳早的一本英语传记;马迁也对阳早、寒春改造中国牛奶质量感兴趣;田淼是山西人,他本科论文写的是对赵树理《三里湾》的研究,他想继续研究韩丁与山西长治张庄的关系;学法语出身的杨佳艺想关注萨特、波伏娃等法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写作;周敏对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感兴趣;树佳丽本科论文写的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她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沈英子想研究柯鲁克夫人年轻时在成都参与乡村调研以及他们夫妇在北外从事外语教育的故事。

  临近中午,大家依然意犹未尽,继续边吃边聊,期待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入到这些国际友人的个人生命故事和20世纪的大历史中。

 

  (纪要撰写: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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