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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

江涌 · 2019-10-21 ·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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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因此国家安全哲学也是科学哲学。国家安全既有科学,又有艺术,是一门关于斗争的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国家安全哲学既是科学哲学,又是斗争哲学,是科学哲学与斗争哲学的融合。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该定义明确了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没有危险和威胁),更有一种确保没有危险和威胁、处于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应当是客观状态、主观感知以及主客观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保障能力的集中体现。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理解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有效维护与积极塑造国家安全。

一、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动工兴建,1956年夏天毛泽东来到武汉,第一次(经由在建桥墩)畅游长江,面对初现轮廓的大桥,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不仅展现出浪漫主义诗人的豪迈气概,也刻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气势。武汉大桥1957年10月15日通车,在实现“天堑变通途”的伟大计划后,毛泽东便有了“高峡出平湖”急切想法。1958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就三峡大坝建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答询。林一山有备而来,讲了2个小时,此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积极主张建设大坝,开发水利;李锐只讲了半个小时,此后形成了约3000字的报告,言简意赅,点出了“三峡与国防的关系”,触动毛泽东。在多快好省、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近乎势不可挡情形下,毛泽东还是放弃建设三峡大坝想法,他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

  三峡大坝建设被搁置,可以说是涉及发展与安全重大决策的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在原有的“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郑重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与安全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畸轻畸重,都失之偏颇。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2]

  盖言因发展不足而导致系列安全问题。不发展、缓慢发展、不科学发展,或发展遭遇挫折,安全问题就会凸显。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诸多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可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强国之路。但是,过犹不及,那种认为发展了即可解决一切安全问题的思路也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和其他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发展成绩有多么显着,安全问题往往也会多么突出,甚至会更加突出。

  “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下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3]

  中国威胁论、美西方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中国国内因为“三期叠加”而矛盾愈发凸显等等,不是中国不发展而落后的产物,恰恰是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事实上,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关于安全的道理应当更硬。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与“安全是头等大事”的辩证关系之所在。

  发展与安全这一对矛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同一又相对立。在稀缺性约束条件下,用于发展的资源往往不能用于安全;抑或考虑到安全的刚性约束,国家往往不能一心一意、勇往直前地发展。有鉴于此,国防现代化与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矛盾一直存在。但是,发展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中国的军民融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等机制安排,即可很好地实现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增长。就世界发展史以及当今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一国的发展成果并不当然地属于属于该国人民。20世界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相关国家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即被洗劫;内乱或外患将伊拉克、利比亚等国一步步推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然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普遍过着优裕生活;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资本积累受到(外部社会主义和内部工人运动)有效节制,美欧西方国家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级,男丁一人工作即可体面地支撑起五口之家。然而,到20世界90年代,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工人运动走向低迷、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资本实力势力不断增强的情形下,美欧西方国家诸多家庭夫妻两人都去工作,且家庭平均负债不断增加,也仅仅勉强维持过去的生活。因此,一国发展成果只有(通过斗争甚或专政)不断巩固,抑制国内资本无限积累以及国际垄断资本无度扩张,才能使该国人民安享发展成果,才能确保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安全。发展与安全统一于巩固,巩固是发展与安全的桥梁。

  发展有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安全则有安全的逻辑与规律。发展通常要求水平更高、速度更快、力量更强;安全则有不可突破穿越的底线、边线、红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过程艰辛,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必须勤勤恳恳,撸起袖子加油干;必须持续不断,一代接着一代干。这样,久久为功、日积月累方能由量变到质变,摆脱落后,实现先进。安全则不然,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可能因金融危机而毁于一旦。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泰国、马来西亚等“五小虎”,一夜之间财富被洗劫,迅即成了“五病猫”。道理很简单,炸毁一座桥梁比建设一座桥梁要容易得多。发展的成绩通常是说得清、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一些列的硬指标、硬约束,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赤字率、国际收支状况等等,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庄”只能糊弄一时。安全则不然,安全具有特殊性、隐蔽性、不确定性,因为相关风险因素可以纯粹臆想(如杞人忧天)、可以威胁恐吓(如核威慑与暴力恐怖)、可以无中生有地捏造(如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通过舆论渲染夸张(如“中国威胁论”)、可以借力而推波助澜(如从市场动荡到经济危机)等等,使可能性危险变成现实性威胁,甚或危机。正因如此,美国在积极奉行硬实力、软实力之外,还努力施展各类“巧实力”,搞各种阴谋诡计,以此搅乱地缘政治,捣乱中国周边,甚或不惜世界大乱。

  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保安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不会改变,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依旧是发展,发展集中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发展主要靠竞争,即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每一个经济人的积极性,让一切能够增进效率的力量充分释放,让所有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广泛地造福于人民。鉴于国家安全问题更具有敏感性(如政权安危)、紧迫性(如“颜色革命”)和系统性(如金融风险),维护以及塑造国家安全正在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与发展所要解决的矛盾相对缓和所不同的是,安全面临的矛盾更具有刚性、对抗性,所以安全主要靠斗争,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4]。斗争不仅是遏制敌手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团结朋友的有效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采取不同立场和策略。安全靠斗争,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把每一个社会人组织起来,构筑起固若金汤的人民防线,维护好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维护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二、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当美国向中国接二连三地发起得寸进尺的贸易战、并且给中国造成实质性且不断增加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部门和媒体,似乎一直或更多地停留在“口水仗”层面,如认定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非理性”,并不断呼吁美国保持“理性”。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关于什么是好人以及是否有必要严厉镇压反革命时,列宁这样回答高尔基,“当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美国发起贸易战,并不断扩大战火以图收获更多战果,肆意制造知识产权、产业、高科技、金融等领域摩擦,甚至挑起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以便全面给中国施加压力。很显然,这是一场广泛、深入而严峻的斗争,需要的是拿出“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勇气与智慧。斗争需要借助一些必要的科学手段,但是就斗争本身而言,就是一门丰富与高超的艺术。而当我们的一些部门与媒体以似乎缜密逻辑思维,呼唤美国保持的理性的时候,留给世人国人的更多是一副荒腔走板的滑稽,即把活生生的、严峻的斗争艺术当成了一门科学,即在细致严谨地论证“出拳的必要性”。

  人类知识可以概括为哲学、科学与艺术三大类。科学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解释,哲学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抽象,艺术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模仿。当然,相对于无穷的宇宙与自然,人类实践并由此获得的真知非常有限,很多见识很可能是幼稚的,尚处在不断丰富与发展阶段,因此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知识很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哲学、科学或艺术。科学讲求的是真是实,强调要合乎物性、理性、功能性,即基于对外部自然界物体的研究,研究时要进行严密的(形式)逻辑分析、必要的理性推理,分析推理即演绎的结果,对于未来的理论研究和生产生活具有指导意义。近代以来,因为科学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强大功能性,科学近乎被无限拔高乃至无比神圣,但凡科学近乎皆真皆善皆美。实际上,科学主要揭示解释客观的真,至于善(道德评价)和美(审美情趣)主观感性色彩浓厚,恰恰是科学之力所不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而且生产力与破坏力是成正比的。炸药可以用来劈山修路,也可以用来毁器杀人,人类基因(如克隆)技术因直接冲击道德人伦而被广泛抵制和抑制。

  在科学之外且也在科学之内,艺术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艺术讲求的是美是妙,强调要合乎人性、感性、审美性,如0.618的黄金分割,如对称美。艺术作品很难或根本不可以重复,即使是张大千、齐白石和徐悲鸿本人,也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画出两幅一模一样的关于鸟、虾和马的作品来。艺术品的独特性,唯一性,表明其不可替代性。随着人的审美情趣的不断变化,艺术的内涵与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一如过去照相技术没有替代绘画技能,今天与未来的新技术及其产品也不可能真正替代艺术和艺术品。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恰恰在科学家一筹莫展之处,艺术家大有用武之地。他们不仅能够凭空画出各种平滑的曲线,而且能够在曲线上谱写出优美的乐章,或描绘出宏伟震撼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设计大师必须有对物理学、材料学、力学有极高的造诣。技术的发展运用与人的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得科学和艺术在区别之外,更有联系,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应该关注,科学中的艺术和艺术中的科学。

  国家利益与安全状况、内因与外因、发展与安全具有客观性、规律性,进而具有科学性,但是在国家利益和安全状况的有效保障上,在国内国外因素的切实把握上,在发展与安全的适度平衡上,都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国家安全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斗争需要实力与势力,国家安全动用国家实力与势力,国家实力与势力即国力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甚或“巧实力”,国家安全涉及的国力学比一般力学要复杂、全面、深刻得多。力学是科学,国力学涉及国家力量的构成、组织与使用。国家安全是基于科学基础之上,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科学技术手段,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艺术。国家安全既是科学又(更)是艺术,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身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世界,无法逃避国际博弈与斗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博弈与斗争日趋激烈。国家安全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艰巨的斗争。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多年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成为坐二望一的经济大国。尽管经济是基础,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最重要,挣钱更不是唯一重要。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英国的七倍还多,然而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五倍于日本,结果依然是中国战败,依旧是割地赔款;相反,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经济与美国相比微不足道,只有美国的1/50,美国还有15个帮凶,但是中国取得了胜利,奠定了大国地位,赢得了国际尊重,打下了和平发展的基础。弱国打败强国,靠的不是钱而是气,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的志气和勇气,以及善于斗争的智慧与谋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如何用气用智,则是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需要科学手段,但是更需要艺术方法,国家安全似(是)科学,更似(是)艺术。

  西方的富庶与繁荣来自科学进步与科技发达,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科学技术出现井喷式发展,遥遥领先于东方、领先于世界。客观地说,西方的杰出成就相当一部分是西方人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而干出来的。然而,深入细致观察研究,西方的富庶与繁荣来自科学科技,更来自艺术,来自对世界(新旧)殖民统治、国际市场管理(垄断)之行为艺术,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敲诈掠夺的行为艺术。如,与知识产权关联的专利费。西方在落后于东方的时候,从来没有关注过知识产权。美国在落后于欧洲的时候,也没有把知识产权当回事。但是,等到西方(美欧)科技普遍领先的时候,保护知识产权与收取专利费便成了普遍而严格的规则;再如,收取金融保险的服务费。保险费的重要源头是海盗强行收取的保护费。仔细梳理当今西方强国,有几个国家没有当过海盗?而且还是国家海盗!在大英帝国,海盗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国营事业,国王拥有最多股份;又如,以钱生钱的“铸币税”。美英等西方国家发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纸币或电子符号,即可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服务、企业股份等真实财富。在过去的纸币盛行时期,货币发行是一本万利。在今天的电子货币时代,货币发行乃无本生意。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期间,美欧大搞量化宽松,数以万亿计的货币投放出去,流向发展中国家,流向新兴市场,稀释而后萃取世界财富。诸多国家还在努力积攒美元欧元,一方面是国际秩序的严酷性不得不使然,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美人之美”而脑残智弱之结果。美西方聚敛劫掠世界财富,靠科学,但是更靠艺术。

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世界,自由主义是其主导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体现的是当今美国式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的思想意志。多年来,美欧西方资本主义的司令官们一直用新自由主义指导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尽管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效果远不如主流理论界、舆论界吹嘘得那么玄乎,但是多少还是有点成绩,类似“新经济”泡沫、“大稳健”概念还是可以罗列一些,资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上、尤其是财富积累上取得不菲业绩。然而,那些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发展中国家的参谋长们系列努力,不仅在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上差强人意,而且在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上更是乏善可陈。理想设计很“丰满”,现实效果很“骨感”,事实上很残酷。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国家安全问题矛盾风险挑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缓和,而是越来越紧迫,小风险正在变成大风险,局部风险正在变成整体风险,国际风险正在变成国内风险,未来风险正在变成当下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正在变成政治风险,而且各类风险凸显、交织、错杂、叠加,正在而且极有可能酝酿成系统性风险。新自由主义盛行这几十年,世界范围内动荡连着动荡,危机接着危机,直接拷问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普遍质疑资本主义到底还能走多远。

  自由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是自由主义本身所不能解决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在美欧资本主义中心,掀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这无疑强化了国际社会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这一金融垄断资本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有独立思考的人士来说,对于遭受新自由主义毒害的人们来说,如今新自由主义近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维护国家安全,修筑安全长城,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根本上是对立的,固若金汤的安全长城无法修筑在自由主义的泥滩上。危机之后,美欧多国掀起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弹与纠正。历史地看,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从英法等老欧洲国家,到美加新大陆国家,他们发家致富、繁荣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实施适当的经济保护主义,如高额关税、国货优先等政策,等到幼稚产业成长壮大之后,再逐渐开放市场,施行自由主义,并把自由主义推向世界。今天,当老欧洲与新大陆遇到一系列发展与安全困境的时候,他们开始认真地检讨过去的发展模式,美国很干脆,重拾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最鲜明的原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美国甚至直接亮出“美国优先”的底牌。一时间,逆反全球化狼烟四起,贸易经济摩擦迅速升温,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西方各大国,都在竭力宣扬并实际都在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中国争取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应当毫不含糊。列宁同志说过,跨越真理,有时即便只有半步,也会变成谬误。“国家利益至上”的论断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国家性质是由其统治阶级属性决定的,国家利益是由其统治集团利益决定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5]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指出“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的同时,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实际上也不是国家主义的安全观,更不是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安全观,而是社会主义的安全观,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安全观。否则中国与美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了区别,国强必霸的逻辑(如“俢昔底德陷阱”),殖民主义的思维定式(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都会理所当然地按到中国头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也就失去了道德高地。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潜藏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使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免于剥削、免于压迫、免于贫困,免于担惊受怕,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善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活学活用地解释,“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6]不靠社会主义,想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安全问题,那真是难矣哉!过去,革命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今天维护塑造国家安全从根本上来说也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激发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伟大力量。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7]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共享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极端)个人利己主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公而忘私的觉悟,才能充分激发集体主义、弘扬爱国主义,才能拧成一股绳,精诚团结,战无不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卫中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国家危机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经济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为金融危机。其实,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由此引发或加剧的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与生俱来的胎记,当然也是国家安全内在的、最大的、根本的威胁。资本积累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竞争必然走向垄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8]“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会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就要时刻警惕着敌人,军人如果丧失了敌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9]

  帝国主义以及由帝国主义派生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威胁。因此,就本质而言,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完全替代,才能根绝一切战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安全。

四、和平发展、动荡危机与战争革命的关系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如是说: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10]

  这里所说的“风向”应当指大的趋势,“识别风向”应当指判断大势,而不是见风使舵的风派。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机会主义,“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11]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弄潮者往往只是顺势而为,不识时务者才逆势而上。

  当今世界依旧是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多快好省地资本积累。这是由相互竞争的、使国家服从于本阶级利益的资本家来实现的。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积累模式已经逐渐陷入了僵局。为了摆脱长期利润率减少的趋势,资本主义至少已经试验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创造新的购买力的债务、以金融投机实现利润的虚拟价值以及军事扩张等五条“逃生之路”,但是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即矛盾反而加剧了。因此,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质——追逐利润及其无休止的积累正危在旦夕。[12]

  当今时代是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概言之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的中心即美国,进而改变着资本主义世界。五条“逃生之路”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空心化与金融化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行态势。因为,金融资本厌恶市场稳定,一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只有让市场动荡起来,经济前景越发不确定,才会有利于金融资本投机炒作,才有做多或做空而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于金融资本而言,没有缝也要钻出一条缝来,利用甚或制造动荡,是金融资本的拿手好戏。操控舆论,制造新闻,甚或散布谣言,可以影响市场。操控政府,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发动战争与革命(如“颜色革命”),可以影响市场。市场波动尤其是“意外波动”越大,做市机会越多,投机利润越丰厚。有鉴于此,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是投机资本、金融资本的死敌,当然也就成为金融资本所操控的国家的死敌。

  美国霸权利益获取方式发生显着变化。美国在实力尤其是制造业实力强大、非常自信的时期,因为能够从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兑换霸权收益——霸主荣耀和垄断利润,所以对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奉行“顺我者可以得到好处”的实用主义的胡萝卜利诱政策。然而,今天的美国正无可避免地衰落,越来越缺乏自信,美国霸权的维护,越来越多地施行“逆我者必将受到惩罚”的机会主义的大棒威逼政策。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13]

  无疑,这都是国际社会、世界市场越发动荡的根源。

  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金融化与全球化下的资本积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周期性基础上,又有了结构性与系统性特征。因此,经济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积聚,危机一旦在链条某个薄弱环节爆发,会迅速延烧至整个世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与1929-1933年大萧条相比,在周期性与结构性之外,更具有系统性,由此引发的大冲击前所未有,新的大萧条实际上要比旧的大萧条更加严重。大冲击之下,世界经济走势既不是所谓“V型”(触底反弹)或“W型”(触底反弹无力再次触底而后回升),也不是完美的“U型”(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即标准的周期),而是一类“倒根号型(”(江涌: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差不多是“V+L型”即触底反弹无力而下滑而长期低迷),经过数年的演变演绎,目前正处在其中的“L型”阶段,是谓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14]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使得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因为中产阶级坍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而尖锐化,社会思想光谱中右的更右,左的更左,政党政治普遍僵化、极化,例如,在美国,共和党被“茶党”绑架,民主党被“占领运动”挟持,不断滑向民粹主义,奉行“美国优先”,如此将矛盾转移给世界,将危机转嫁给世界。霸主式微,群雄逐鹿,国际失序,世界无政府主义愈发严重,各国愈发走向自助自救,处于动荡旋涡或危机边缘的中小国家四处找寻救命稻草,而长袖善舞的大国强国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使得彼此间博弈白热化。在金融动荡常态化、经济低迷长期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大国博弈白热化的情势下,“和平与发展”、“动荡与危机”与“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动荡连着动荡,危机接着危机。“和平与发展”成为渐行渐远的过去时,“动荡与危机”成为愈演愈烈的现在时,“战争与革命”成为日益迫近的将来时。实际上,在世界所谓动荡弧地带,传统的局部战争、区域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至于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舆论战、生物战等非传统战争不断加剧,反政府运动、反新殖民主义革命以及“颜色革命”(实质是反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止。如今,在“动荡与危机”的催化下,各类传统与新型的“战争与革命”愈发凸显、更加严重。

  世界未变,时代未变,主题未变,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未变。要改变的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与西方大国相处的策略。然而,曾几何时,出现了“天变,道也变”的喧嚣,新旧媒体都在宣传,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主题也变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成为世界潮流。一位外交部的老大使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说,我们研究所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为了投相关领导所好,特意炮制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而且在给上面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的。这位老大使强调,其实邓小平根本没有这么说。笔者用软件检索了《邓小平文选》与《邓小平年谱》,关于“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5]“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6]然而,木已成舟,那个假托总设计师“指示”却被广泛接受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近乎成了公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定理。问题是,我们刻意回避矛盾,只能是一时,如此国际国内矛盾普遍而显着上升,“公理”和“定理”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妨碍我们的政策制定与相关行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尤其如此。

五、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核心或这个核心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那么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伟大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十九大报告强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7]

  党领导一切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传承,是客观要求。

  新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1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一切”的思想被进一步阐发。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指出,“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不过他也强调,“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仅仅是指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组织接受党的政治领导,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包揽一切。对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有精辟论述,

  “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19]

  党的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高度重视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0]“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1]

  政治工作指导决定经济工作,但是不能替代经济工作,在革命时期尚且如此重要,在建设时期只能是更为重要。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

  “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22]

  建国后,抓好经济工作更是提高到议事日程上,

  “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2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性质决定了该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具有充分的经济管理、国家治理职能。这与西方的政党与政府有着显着区别。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竞争,谁能配置(实质是控制调动)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优势并最终取得胜利。因此,党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还要不断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经济领导力,也就是提高执政能力,提高相对于各类主体的竞争力。“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24]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成为理性经济人,所谓经济理性,就是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主要流向收益最高的领域。共产党要治国理政,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择聚天下英才,要事业留人,也要待遇留人。相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如果不能控制、调动更多的资源关键是优质资源,那么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会流于形式,实质很有可能被架空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5]“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6],赢得民心关键在切实解决好民生,得国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7],民生涉及社会工作,但是更多属于经济工作,解决“七所”需要持续投入庞大资源。

  有鉴于此,“党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党和政府要掌控国家的一切至少是主要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党和政府在诸多方面而且将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因为资源有限而捉襟见肘,从而出现所谓“英雄气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绝对优势、绝对垄断,到如今“三分天下”且不足其一,而且还在不断收缩、萎缩。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383方案”,当时一个很权威的说法是,要不断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到10%左右,与英国大致相当。实际情形和发展趋势是,随着市场调解机制在中国不断广泛和深入,国家更多的资源而且很多优质资源掌握在党外、体制外各类主体手中。依照市场法则,资源不是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是出价最高的地方,人们乐于给出钱多的一方办事。诸多跨国资本、私人资本富可敌国,而且还越来越富,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意志和共同利益下联合起来,不仅以经济卡特尔引导乃至主导市场,而且正以“政治卡特尔”与执政党分庭抗礼,将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转换为对付乃至操纵“关键少数”的利器。它们可以给特定对象(代理人)以天价酬金,诸多人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配置到党领导不到的地方。地下基督教会、伊斯兰原教旨在特定地区、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拥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网络新媒体领域,党和政府的话语权还处于弱势;在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年轻一代(国家未来)方面,党和政府在物质的、精神的力量上并不总是占据优势,甚至一时一地还处于劣势。凡此种种,清晰地显示“党领导一切”的经济物质基础越来越薄弱,财力杠杆不足,没有足够的钱办事,这是政务不信,“塔西佗陷阱”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党要领导一切,掌控国家全局,维护稳定大局,必须要下决心、下大气力掌握更多资源。在关键时期,于关键节点,资源以及资源配置问题,往往就是一个战略问题。

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如今是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国家实力非同凡响,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正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但是,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持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仍严峻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在“四大考验”中,能否节制资本、驾驭资本包括国际垄断资本,成为顺利应对市场经济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的至关重要。如何认知和处理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是一方面,而如何认知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则是另一方面。在当今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但是在非本质特征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诸多不同体现。

  中国的政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党的领导要求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的要求,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众多国家政府、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刻画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显着特色,即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监管者,也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是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对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鲜明的中国特色,政府既是调控者、监管者,又是参与者、被调节对象;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不合乎主流经济学的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更有组织者。这种独特而复杂的且被教条主义者不断病诟的组织形态,只有谙熟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人士,才能创造出来,并被恰当认知和顺畅理解。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短暂,但是市场与商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中国人对市场与商品的认知,非常久远。《诗经》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木兰辞》里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夸大推崇市场的作用,将“看不见的手”描绘得神妙莫测,玄而又玄。实际上,综观经济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而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成为“财富魔法师”,另一方面独立的市场很可能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自由经济实质上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经济自由主义者至多承认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失灵,根本否认或回避市场还是“撒旦的磨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垄断资本不仅要操纵国计民生,还要操纵大众媒体与社会舆论,操纵政党政府政治,即要垄断一切。

  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各类主体为各自利益而竞争。“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28]垄断必然导致市场失灵,此外供求缺口过大以及追涨杀跌等因素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因失灵而不能展开正常竞争,经济便失去活力。市场竞争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规律作用持续发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对立,社会失去活力。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更加丰富,经济因素在国家生活的重要性实际上会不断降低,治国理政中社会、文化、政治、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然而价值法则、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无所不在、无远弗届,资本对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的渗透,不会随着经济因素实际作用的降低而降低,当权力被关进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之后,政府被资本控制,政治也就失去了活力。当经济、社会与政治逐一失去活力之后,国家也就失去了活力。市场调节最终必然会走向它的对立面,资本的利益超越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题便由此凸显。因此,在国家安全逻辑下,利用资本的同时要节制资本、驾驭资本,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应有之意。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最后一公里”,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鼓励保护各类经济形态的发展。但是,市场调节机制亦即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资本无孔不入,对权力的渗透进而借助政府实现扩张,是资本快速积累的“终南捷径”,中国古人早就明晓此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在,“拒腐蚀、永不沾”需要强大持久的定力,政府权力时刻面临着市场调节(资本寻租)侵蚀腐蚀的考验,很容易被污染、被围猎。

  “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29]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的案件,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从这些案件中吸取教训、反思症结、查找疏漏,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换届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告诫,

  “要坚持零容忍,对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资本操纵、干扰换届、破坏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30]

  有鉴于此,节制资本,防止资本操纵,是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的重要选择。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与权力的联姻。“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是积极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的,或有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31]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财产,并不禁止‘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2]

  中国的经济“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33]因此,党在建国后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34]

  环顾世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之后,世人寻常所见的是,一个个高傲的政权业已或行将被关进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迄今尚且没有一个“节制资本”更遑论“驾驭资本”的成功范例。细致研究深入分析,关押权力的制度笼子,不仅由资本设计,而且开关笼子的钥匙始终掌握在资本手里。市场经济条件下,被自由主义经济教科书严重束缚了手脚的政府,很难逃离资本的魔爪魔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需要借助一切积极力量和多种有效手段,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是一类重要力量,市场是一类重要手段;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而且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资本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七、东南与西北的关系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北宋以降,因为军事压力,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上科技与制度进步,江南的生产力不断上升,超过了一直领先的中原,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不平衡大致由此出现。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由中国东南沿海渗透,相对富裕的东南地区出现了生产力更高的近代新式工业,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愈发不平衡。新中国诞生前,机械化生产力在工业总产值中只有17%,工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2.6%,少得可怜的近代新式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沿岸,东北中长铁路沿线,零星散落于少数矿产资源丰富地带。大西北,近乎与近代新式工业无缘甚至绝缘,在总体上已是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真可谓无比的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努力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实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作为平衡发展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一五”期间(1953-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部分安排在东北和中西部。1964-1980年“三线地区”建设,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工业与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中国工业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区发展差距,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1978年之后,中国更加注重“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35]的作用,更加注重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市场机制抑或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就是一端是贫困积累,一端是财富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不平衡发展。实际上,即便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并没有休眠,地下经济、灰色经济相当活跃。而后中央政府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让一部分人(集中为私营企业家)、一部分地区(集中为东南沿海)先富起来,这一不平衡增长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显着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实力,中国赢得了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使得原本拥有地缘与市场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

  但是与此同时,不平衡发展战略也使得一度缩小的沿海与内地、东南与西北的差距又被拉大。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不仅在地区之间,而且在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也在不断拉大,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越发突出,经济风险正在不断地转化为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直接影响甚至威胁着国家安全。清末时期,发达的东南地方政权置中央政权、国家大局于不顾而搞所谓“东南互保”,加速清政府的垮台和国家的分裂,清楚地显示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消极意义,不仅体现在发展结果上,更集中在发展方式上。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日趋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亦即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这个国际体系是美西方主导,美元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体系基本上从属于美元体系;西北内陆地区属于人民币体系,相对封闭,主要靠自我积累,而且缓慢而有限的积累又主要流向东南沿海地区,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恰似城乡之间要素流动,这样广袤内地与广大乡村一样,资金等生产要素长期外流而难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优惠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开始是“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美元体系,赚取并积累美元,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不断强化区位发展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理长期宽松于人民币管理,使得东南地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生产力、积累率、收入与财富差距等)越来越大。

  东南地区进行美元套利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中国的资本项目被牢牢管控,逐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低端技术、低利率美元,而且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内陆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此后还有西北内陆的资金与市场,廉价环境(对高排放高污染睁一眼闭一眼),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不断做大、东南地区不断繁荣富裕的同时,西北内陆因为资源被掏空,基础被侵蚀,逐渐失去了积累能力与自主增长能力。

  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且不断加码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境内外资本在“外商投资”的名义下蜂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类真假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转移定价实际减少了理应归于政府的税收,出口转内销实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这样严重而长期的经济扭曲,实际是抽瘦补肥,是逆向转移支付,是经济逆向调节,将西北和东北的发展机会转移、堆积给东南地区,东南地区外向型经济越是发展,人民币体系便越发从属于美元体系,中国跟美西方的绑定越严重。

  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增值套利。但是,国内外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值潜力的“概念资产”,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又是集中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和大城市)一飞冲天,“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猪你涨”等投机炒作轮番上演。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等你追我赶,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繁荣。如果这些泡沫类似啤酒泡沫、咖啡泡沫,那么尚有一丝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啤酒、咖啡的味道更好。然而,当啤酒泡沫、咖啡泡沫超过啤酒、咖啡本身时,严重的问题便出现了。

  套利投机盛行,给东南地区带来巨大财富效应,东南与西北的财富差距,比生产力差距、收入差距要大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36],极差地租应当归集体、更应当归国家所有,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内陆地区基本没有得到。此外,进一步的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同样依旧集中在东南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地区居民比西北地区居民更容易获取资产性收入,享受资本市场的投机收益,而代价往往是政府承担,实际是全国承担。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模式与局面,是非常不公的,非常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7]

  西北地区是国家的战略纵深、文化走廊、生态屏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宗教力量活跃的地区,当然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而体现出来,导致国家安全更加复杂。

  古代中国,东南与西北是一个界限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大致以中原(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为原点而确立的坐标。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人口密度图上,画出了一条从黑龙江省黑河到云南省腾冲大致倾斜45度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作为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就是“胡焕庸线”。该线不仅有着一定的科学基础(接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树草生长、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而且得到了一定的历史检验(自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东西格局基本不变)。“胡焕庸线”以东还包括东北大片地区,不仅人口比较密集,而且经济、科技、文化等都相当繁荣,是中国财富(物质与精神)的富集之地。但是,近几十年来,在市场化进程中,东北落后了,尽管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的战略,但是未能遏制东北持续落后与不断塌陷的趋势。今天的东北不仅资源趋于枯竭,经济趋于萧条,科技文化也趋于迟滞,就是原来相对密集的人口,也不断流失。东北暗淡,“胡焕庸线”在长城的榆林-张家口-山海关一线被横截,如此,长城以南、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恰恰便是今日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北内陆地区相对。

  史圣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指出,“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正面而言,得西北得天下,西北固而天下安。消极来说,不得西北便难得天下,抑或,西北乱天下乱。改革开放起事于东南沿海,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开放依然是进行时,依然在路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在西北和东南、全国上下浑然一体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发展目标。“司马迁语”下的“胡焕庸线-长城线”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分割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发展差距的分割线,也成为外向与内向、美元经济区与人民币经济区的分割线,而今无意中又成为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土安全的警示线。

八、实体与虚拟的关系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38]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技不如人,器不如人,力不如人,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辱。落后,不只是泛指一般的军事科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落后,更是集中于生产力尤其是大工业、工业化落后。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讲话: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39]“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40]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指出:

  “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41]

  与农业商业等业类所不同的是,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英法老欧洲国家、美加新大陆国家,之所以能够繁荣富强,横行霸道于世界,就是因为率先进行工业化,实现现代化。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把人类农业文明推向了极致,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丝绸、瓷器、中药等生产制造,长期停留在手工业。组织形态基本上是小生产,封建行会式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机器工业生产根本不可比拟。19世纪40年代后,在中国盲目自大到极点的时候,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比中国小得多的英国却悍然发起鸦片战争,用区区万人海军,打败了拥有五十万陆军的大清帝国。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坚船利炮”就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工业化的体现。精致的庞大的农业生产、农业文明,在尚且粗超的、比较幼稚的工业生产、工业文明面前,脆弱异常,不堪一击。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2]

  西方殖民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防的厚重大门,用商品重炮摧毁了中国经济的万里长城。中国的国门被鸦片战争打开,潮水般涌现的、价格低廉的、西方的机器大工业商品,淹没了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存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最终解体。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形态由此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领先中国一步而开启工业化,但是到二战时期,与英美西方、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仍有相当的落差。1939年5-9月,日本与苏联在亚洲腹地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地方,爆发了“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即诺门坎战争,这是苏军与日军的机械化战争,实质乃是两国工业化的较量,日本的机械化装备(如飞机、坦克、装甲车等)没法与苏联相比,日军大败,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即便如此,工业化尚且稚嫩的日本,对于尚未开启工业化的中国,由机械化武装的军力,领先强大于中国,欺侮中国绰绰有余。所以,新中国甫一建立,便着力开启工业化进程。朝鲜战争为中国工业化提供的契机。因为抗美援朝,中国得到了苏联的信任和支持,战争期间,在东北建立了包括军舰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军事工业,沈阳密集了大批兵工厂,成了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兵工城市。战争之后,关乎中国工业化方方面面的156个援华工业项目迅速推进。中国人自主努力,苏联人诚挚帮助,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指导方针下,195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这是中国经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大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改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制造”逐渐享誉世界。中国需要发展,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大工业,持续推进工业化,使得工业全面发展,深入发展,发展基础工业,发展高精尖工业。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不同,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43]

  201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大而不强,在很多关键制造领域,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科技上自主研发高精尖技术设备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较为普遍出现了产能过剩,国际贸易、经济摩擦日益增多。一些学者据此鼓捣,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在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实质就是指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国的比重。有鉴于此,他们为服务业在GDP中每一百分点的提高、或制造业在GDP中每一百分点的降低而兴高采烈,相关媒体竟然也为此大张旗鼓。然而,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还在路上,不能半途而废。就西方工业化国家经验来看,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大国会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和自主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工业研发体系,中小国家也能根据本国国情、立足本国优势,发展出一套各具特色的自主的工业体系,这些大小国家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中,占据产业链尤其是价值链的高端。那些成功经历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比较井然有序,例如守信、守时、守规矩。以此衡量,中国工业化还在路上,国人在守信、守时、守规矩上一直差强人意,还有很大改善增进空间;一度天天“厉害了我的国”,遭遇美国突发贸易战,一时间似乎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高大上的高科技企业(中兴集团)被一剑封喉,华为公司不断遭到美方讹诈也只能一忍再忍。小不忍乱大谋,因为关键零部件零附件、核心技术掌握在他人手里,没有底气,没有旗鼓相当的实力,自然缺乏斗智斗勇的意志和决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科技为内核的工业化是一个持续发展升级的过程。即便是长期作为世界工业大国强国的德国,也不敢掉以轻心,不失时机地推出“德国工业4.0”高技术战略。致力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人不甘示弱,制定“中国制造2025”发展目标。但是,总有一些中国人(政界、学界、商界都有)心不在焉,他们老想着剑走偏锋的路子,闷声不响发大财,财源滚滚快速来。名义上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质是积极推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的发展,在中美博弈中,主动而单方面开放金融业。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44]值得深思的是,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相关部门、学界商界的支持下,“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赚快钱,赚大钱,如此而积极推动服务业、金融业、虚拟经济增长。被政绩和收益驱动的地方政府,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地方政府,雄心勃勃要建成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没有制造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积极推动或引导社会乃至国家向着虚拟化、金融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投机、经济泡沫化得到空前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5]

  金融家为获得垄断利润,可以不择手段。中国古语“盗亦有道”,但是对于当今的金融家而言,赚钱手段没有底线,任何妨碍其利润获取的障碍,都可以被规避、逾越、穿越。中国的金融资本通常不是(也难以)独立的,多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附庸。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出于各种套利的需要,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自由化与金融化,努力把越来越多投机资本引入中国,将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因“量化宽松”喷涌而出的巨量美元资金引入中国,由此掀起各种各样的经济泡沫。一些经济监管者、调控者竟然一直把经济泡沫当成绩当政绩。世界经济史一再警示,经济泡沫尽管色彩斑斓,但是最终都是要破灭的。泡沫破灭日,即是危机时。

九、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派纷纷抛弃君权神授思想,认为权力都来自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支持。人民是一个政治属性,自然社会属性就是大众,就是多数人。英国着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道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名言,其英文是“Knowledgeispower”,准确的翻译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自古至今,拥有掌握权力的往往是少数、关键少数、是社会精英。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理论上是掌权的与授权的关系,实际上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果断回答“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46]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老百姓赋予的。我们代表了广大群众,人民就拥护我们。”[47]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政权合法性的生成和稳固依赖于人民的充分信任。如果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活动方式和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正确性和代表性缺乏信任,或者对于政治体系中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品质缺乏信任,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旨在充分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论是什么市场经济,贯穿或通行的是价值规律、资本积累基本原则,价值规律与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是优胜劣汰,胜者即优者,就是最适合生存的成功者。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金子,是精英,大众则是品位、颗粒大小不等的沙砾,是愚氓。如此必然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盛行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搞市场经济,视市场调节为基础性、决定性法则,奉商品拜物教,似乎很唯物,实际则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把“企业家精神”推到了现实乃至历史的至高点,科技管理创新、物质精神财富创造、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创设等等无一不是企业家呕心沥血抑或灵光一闪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赚钱,创造财富,依靠社会精英。精英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久而久之便与大众对立,官民对立。“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48]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西方学者认为,合法性主要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49]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50]早在《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51]如果老百姓总是“老不信”,就会出现所谓“塔西陀陷阱”(TacitusTrap),亦即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统治者无论是讲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干坏事,民众都会给出负面评价。当一个政治体系对民众不再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民众以政治冷漠表示对政府缺乏信心与信任时,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就会在危机出现或大敌当前,出现苏联解体时那样的寒心局面——竟无一人是男儿。

  机会主义者为了早出政绩、快速晋升,为了不加区别的选票,无原则地一味地去迎合大众,讨好大众,为此大搞民粹主义,如主张将国家外汇储备或国有资产分给大众,热衷于不切实际的(不纳税、高福利等)承诺,把民粹主义当做“施仁政”看待。

  “施政既要照顾眼前利益,更要着眼长远利益。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52]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市场调节可以增加经济活力,进而有益于大众于清渠取活水,但是水源和主渠道往往由精英掌控,因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有利于少数。不难看出,搞市场经济对于大众而言实质是“行小惠”,由此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必须用社会主义来规定规范。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53]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大众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政府就成了少数人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会所,政治上就不会有所建树,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政权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给美西方实施“颜色革命”的机会。在战争、暴力因为大杀伤、高代价、重血腥而被世人日渐排斥的时候,非传统、非暴力、低烈度的对抗方式日渐被美国霸权主义、西方强权政治所青睐。“颜色革命”就是美西方大国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相关目标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渗透,培育并支持代理人或反对派,趁议会或总统选举等各种有利时机,发起群体性反抗运动,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夺权,即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来夺取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政权。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空地带,一如“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正义力量不去革命,反动势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是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是对二战后世界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秋后算账”。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苏东剧变,尤其是信息化、金融化与全球化发展,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因为没有了社会主义强大阵营的有力制衡,没有来自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有效抵制,美西方的反革命行动更加肆无忌惮,肆意挥舞资产阶级专政与殖民主义大棒,让国内的广大无产阶级和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拿走的,给我拿回来;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在国内,不断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导致中产阶层不断萎缩甚至坍塌,无产阶级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如此纺锤状社会变成了“M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亦即1%与99%的对立;在国际,对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的革命胜利与和平红利,更加仇视与敌视,用包括经济金融的、政治外交的、甚至军事暴力的手段,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不断侵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甚至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权,使之成为实际的经济与政治附庸,进而获得极大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崭新的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54]。毛泽东强调,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55]“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很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6]“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57]“群众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58]

  新时期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伟大事业,更是一场伟大斗争。事在人为,斗争更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59],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最坚强的保障。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信赖,得到人民拥护。今天,如果还真的存在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那只能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众志成城,凝聚磅礴力量,组织人民防线,发动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众创造的,精英只有和大众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创造财富的价值,才有历史价值。充分发挥和调动精英和大众的两个积极性,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汇聚磅礴力量,赢得反击“颜色革命”、中美博弈等系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十、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

  中国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丛林,首先是“穷者独善其身”,发展壮大强大自己,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与影响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赢得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竞争优势,在经济、科技、社会等多方面多领域赶超西方,领先世界,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倘若不能赢得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竞争优势,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就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就没有吸引力与感召力。就此而言,发展是第一要素,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或缓慢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增强国家的实力与势力,而且可以发展出多种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手段,从容与有效应对各种问题、矛盾、风险和挑战。

  发展是第一要素,安全是头等大事,中国的国家安全主要是积极维护自身安全。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即不断做大蛋糕;比较合理而公正地分配收入与财富,即切好分好蛋糕。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独立自主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排斥一切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国家之间博弈竞争越来越集中于科技竞争,中国必须把核心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使自己的科技总体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解决“失语就要挨骂”问题,在国际舆论竞争中,不断提高中国的话语权,中国说话,世界倾听,而且听了还会自觉付诸行动。这种话语权在经济领域就是定价权,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在产业链上,要下大力气做好完整、完善、完美的功夫,而且更要成为世界定价中心,影响乃至控制世界的价值链,使“中国制造”物有所值,而不能长期停留在物美价廉上。应心平气和地妥善地对待与处置“中国威胁论”。“不招人妒是庸才”,中国发展强大肯定会招惹一些国家的妒忌,甚或会感觉到某些威胁,我们应当耐心细致地做好相关工作,但是并不一味地妥协退让,搞无原则地“温良恭谦让”那一套。对于那些一贯地冒犯中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与形象的国家,就应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大国就要有一个大国的样子,既要树德,也要立威。

  在无政府世界中,一个国家为维护本国安全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并不一定会增进本国的实际安全与安全感,因为相关国家和临近国家通常也会采取相应的投入与行动,这些投入和行动很可能会抵消、削弱先行者的努力,甚或使先行者的努力相形见绌,如此会引发新一轮的行动,这样缺乏互信与安全感的国家之间便会陷入“零和博弈”。历史上,包括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冷战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军备竞赛,使得“零和博弈”反复出现,被期待的和平发展的世界在泥潭中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局面越是被动。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诸如“美元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颜色革命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以及“俢昔底德陷阱”等一连串问题,都是中国必须认真努力加以应对的。每一陷阱都会涉及到矛盾的双方或多方,都不是中国凭借一己之力就能轻轻松松加以解决的,必须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与配合。

  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民的需要也会不断调整与提高,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早已做了比较合理而接近科学的解释。特别是随着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突出。这种生活品质不仅体现在衣食住用行等物质品质上,更有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品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不断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尤其是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切实解决社会矛盾,提升人民的安全感。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不渝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就提出并基本做到“五保”(针对老、弱、孤、寡、残人员实施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等援助),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奢谈什么渡人救人。中国人口占世界超过1/4,诸多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解决好本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等基本生存问题,不向他国伸手(要援助),不拖累世界发展进步,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今天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们提出了“七所”(习近平总书记所突出强调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此条件下,中国力所能及对世界要有所贡献。

  中国提出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是协调统一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万里长征,“独行快,众行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需要世界人民大团结,凝聚磅礴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要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倡议并推动建设世界百花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其要点有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60]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

  “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51]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秘鲁议员团时说: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62]

  中国不仅要把自己发展得像个样子,而且还要对世界有较大贡献,既有和平的贡献,也有发展的贡献。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63]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相关商品与服务)、平等互利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对世界“三大贡献”。这些贡献要落到实处,给相关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许多投入。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要量力而行,不能不顾实际而打肿脸充胖子。即便中国已经对世界有所贡献,也需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能摆出一副施舍者的面孔和架势。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64]

  多年来,我们对外交往一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积极数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生意伙伴遍天下。新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美国在民粹主义基础上扩张霸权主义,中国树欲静,美国风不止,美国不仅以国家利益划线,而且还以意识形态划线,视中国为摩擦的主要对象、竞争的主要对手。共产党人坚持国际主义,中国人继承儒家大同思想,新时期出于日趋严峻的客观斗争需要——需要凝聚最磅礴的力量,需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不应再遮掩我们本来应有的色彩。

  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才能实现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才能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安全——政治安全。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5]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大萧条,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左翼思潮泛起,“马克思是对的”,社会主义又回来了。过去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实际的都在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国际主义,坚持大小、贫富国家一律平等,才能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抵制和消除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才能团结世界范围内最广大的人民,才能凝聚最磅礴的世界和平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反强权的国际统一战线,实现和平与发展,实现共同安全与共享发展,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66]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花样百出,头绪多端,一头连着理论,一头连着实际,一头连着政策,一头连着法律。完整地、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国家安全,做好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统筹决策、落实执行等各项工作,必须知行合一,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如此才会有相应的理论深度。国家安全领域的十大关系实质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十大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因此国家安全哲学是斗争哲学。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因此国家安全哲学也是科学哲学。国家安全既有科学,又有艺术,是一门关于斗争的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国家安全哲学既是科学哲学,又是斗争哲学,是科学哲学与斗争哲学的融合。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3]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求是》2016年第1期。

  [4]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5]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17年第8期。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7]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共产党员网“习总书记重要讲话”,http://news.12371.cn/2015/12/31/ARTI1451569653433470.shtml。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修订版,第660页。

  [9]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1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2]比利时马克·范德皮特《资本主义危机》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1月26日,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02/18/content_21948918.htm)上网时间:2011-02-18。

  [13]罗思义《不要只关注上合“朋友圈”内的事,也要看清这些外部挑战》,观察者网2018年6月8日。

  [14]江涌《论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起点》,《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3期。

  [15]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一九九○年三月三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1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8]参见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19]周恩来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参见周恩来1962年《论知识分子问题》。

  [20]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21]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23]毛泽东《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25]习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2012年11月15日)。

  [26]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2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共产党员网“习总书记重要讲话”,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2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88页。

  [29]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0月8日),共产党员网“习总书记重要讲话”,http://news.12371.cn/2014/10/08/ARTI1412782565836372.shtml。

  [30]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7日)。

  [31]《孙中山全集》(卷9),中华书局1986版,第12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35]毛泽东《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6]“土地价值之增加,咸知受社会进化之影响,试问社会之进化,果彼地主之力乎?若非地主之力,则随社会及增加之地价,又岂应为地主所享有乎?可知将来增加之地价,应归社会公有。”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2页。“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同前)第297页。

  [3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38]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3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40]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43]梅新育《中国产业不是美国政治替罪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3月22日第001版。

  [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4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827页。

  [4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581页。

  [48]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中》。

  [49]语出马克斯·韦伯,转引自王鸿貌《税收合法性研究》,《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50]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51]习近平《努力打造“信用浙江”》,《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52]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5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5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5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

  [56]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57]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58]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59]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共产党员网“习总书记重要讲话”,http://news.12371.cn/2014/09/03/ARTI1409751376413746.shtml。

  [6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6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0页。

  [6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63]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64]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65]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66]《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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